像末日，更似地狱打开，雾霾中，饿鬼纷呈……

唯色

一

二十多天前的傍晚，我和朋友去某个僻静胡同里的越南风味饭馆，与安迪“最后的晚餐”。安迪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我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2009年初春的一天，高个子的他坐在我家藏式风格的坐榻上似乎不太习惯，不时调整着姿势，用笔而不是录音笔飞快地记录我讲述的故事。有些与我个人遭际有关，有些与前一年发生在整个藏地的抗议与镇压有关。那段时间我其实非常焦虑与恐惧，敏锐的安迪察觉出我夹杂在轻言细语里的笑声是紧张的。后来他的报道一开始就转述了我的噩梦。是的，我梦见我回到拉萨，被一辆装满被捕藏人的军用卡车超过，那些年轻的和年长的藏人伤痕累累，我急着想用相机拍照，却找不到相机，就哭着追那辆卡车……

不记得那个下午有没有雾霾。不像这几年，雾霾已成为帝都北京的重要符号，哪天没有雾霾反而会印象深刻，至少微信朋友圈会被难遇的好天气照片刷屏。同去聚餐的朋友也是外媒记者。她忙了一下午，准备老板安排的北京污染有所好转的报道。“什么？今天依然雾霾啊。”我惊讶地问道，并点开了手机上安装的显示空气质量数据的APP。车窗外朦朦胧胧，匆忙走过的行人不乏戴着类似防毒面具那种口罩的。朋友有点无可奈何，一只手急促地摩挲着长发说，跟历史上的同期相比吧。

那就不清楚了。那也许吧。去年的今日，前年的今日，PM2.5或PM10会不会比今日更惊心动魄呢？如果有所下降，就说明污染在减少？好吧。我们要对中国的进步有信心，不应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习近平十月访问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国会演讲时自豪宣称“中国‘以人为本、遵守法治’的观念，则始于上古时代，约4000年前”，还热情邀请各位议员到中国走一走，感受中国的发展。或许雾霾君会给习帝面子，而退避三舍。

反正当晚我们没有感觉到雾霾的存在。不确定的未来是如此不明晰甚至混沌，唯一确定的是已在中国八年的安迪将与爱人、名叫木须的小狗于明晚返回纽约。当我们站在深夜寒冷的街头拥抱、挥别，我举起手机匆匆拍照，拍到他身后的小店写着“中华老字号 瑞蚨祥寿衣”，灯光明亮，还在营业，却有点诡异。这样的时候，雾霾可以忽略不计。更多的时候，仿佛真的可以无视种种不正常，然后渐渐习惯。或者就像艾未未有次对我说，我们要尽量让自己的生活正常化。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

二

又一天傍晚，王力雄的手机不停地响。他不在家；他去河边散步，这往往是在没有雾霾或者雾霾不重，口罩管用的时候。我看了看他的手机，显示是某某国保。迟疑了一下，我还是接了。

一个男人声称他是“市局”的，又称我阿姨，说对王老师有承诺，有事不打扰您，有事只找他。我头一回被国保叫阿姨，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以至于他再说些什么都听不见了。但他毕竟有礼貌，我对自己说，脑海里闪回拉萨国保的形象，他们的名字都一样，只要你问，他们都叫扎西。就像徐晓说，找她的国保都称自己姓张：叫我张警官吧。扎西是吉祥的意思，扎西德勒吉祥如意是用滥的问候或祝辞。找我的扎西有的也像拉萨人一样多礼，有的会拍着桌子厉声说：告诉你，我们中国今天已经很强大了，谁也不怕，没人救得了你！

这一次又是什么事呢？后来得知，第二天北京法院要审七十多岁的高瑜，而前几天王力雄跟一些朋友吃过饭，其中几人是有名的维权人士，比如胡佳。多疑的“市局”可能以为他们密谋劫法场吧，为此提前上岗，要将人堵在家中。所谓上岗，意思是“市局”派人蹲守。过去蹲守楼下保安室，后来就坐电梯上楼了，在过道放两把椅子，不分白天黑夜，至于如何倒班就不清楚了。有时候一天，有时候几天，有时候十几天，有时候几十天，末了会留下一地的烟头、瓜子皮。过道的灯是声控，所以蹲守者若不想闷坐昏暗中，甚至黑暗中，就得时不时地大声说话、咳嗽、吐痰、放屁，并伴之以跺脚、拍巴掌等等。

他们上岗我就不出门，不愿目睹其嘴脸。何况我的注意力被微信朋友圈有关“白拉日珠”的消息吸引了。这是起源于拉萨而今风靡藏地的节日，汉语俗称仙女节，与供奉在大昭寺二楼拐角的女神白拉姆相关，她长一张蛙脸，平时用布蒙着，每逢藏历十月十五日可以掀开来并由僧侣抬出供信徒瞻仰，而女姓在这天可以享有诸多特权。若要细说，恐怕得写成长长的民俗文章。但要长话短说，又易生歧义，变成女人可以随便伸手要钱。在拉萨的朋友拍摄了蛙脸女神与信徒们在一起的美丽照片。很多藏人在讨论这个节日应该杜绝伸手要钱的恶俗。我当然也批评了这种把传统节日变质的恶俗。不过我也很开心，因为收到了几个微信红包，红包里有3.33元，16.66元，还有66元，我眼睛都亮了，发出了欢乐的笑声，其实被谐音传达的关爱深深感动。

而今年，我差不多每晚要磕长头的，用佛教徒的术语说，磕长头是前加行的一项。我取出护膝、护肘与手套，在佛龛上点了一盏烛灯，正欲伏地长拜，两个陌生男人制造的噪音却催生了这些诗句：

我听见你们毫不顾忌的声音

在午夜时分，在不过咫尺的门外

男性的声音，具备帝都的口音

悍然，傲然，但听不清在叫嚷什么

我就当听不见，听不见

我看见你们留下的两把黑椅

在觅食时刻，在贴满小广告的过道

劣质的黑椅，密布国保的阴影

突然，必然，却看不清何时会消散

我就当看不见，看不见

而明天，是白拉姆降临的日子

欣喜的我，自会倾心于她

你们为何竞相跺脚？

如被恶魔缠身

写完诗，我接着面朝诸佛，五体投地，同时发现窗外雾霾浓重。

三

想插一段故事。想说说一位安多朋友最近携父母、康籍妻子及幼儿去拉萨朝圣。感觉他悬在心口的石头终于落地，因为他用欢呼的口气说：“手续齐全，我安心的可以玩拉萨啰。”纠正一下他的汉语，应该这么说：“手续齐全，我可以安心地在拉萨玩啰。”他一定太激动，当然也可以说他的表达具有藏语风格。

什么样的手续呢？安多和康（主要位于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和云南省藏区）的藏人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才能进入拉萨？——一份“进藏证明”，由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出具，“核实此人”截至办证明之日“在本辖区无违法犯罪记录，请沿途相关卡口及相关部门予以放行”，并由社区民警和派出所所长签字，盖大红章印；一份临时证件，与身份证相似，显示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码，不超过三个月的有效期限，发证机关是进入西藏自治区境内遇到的第一个“公安检查站”；一份“证件暂留凭证”，显示的是身份证被“暂留”在进入拉萨的某个检查站，并“必须填写”进入拉萨后的住址及联系电话，而这个“来拉住址”是各地藏区设在拉萨的“联络点”和“办事处”，还要填写“暂住地派出所”的名字、“暂留”身份证警察的名字，至少盖七个大红章印。

如果是僧侣，还须有“僧人证”。等等。更加繁琐。甚至可能不得而入。

我说清楚了吗？你听晕了么？或者我再大概回顾一下我的经历吧。三年前，从北京去往拉萨的我被困在青藏公路的第一个检查站，因为我拿不出一份“进藏许可证明”。警车上贴的告示表明此证明包括这样的内容：“和本人相符的基本情况，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前往西藏的目的地及进藏事由，进藏后拟居住的地点及在藏活动的时间，进藏人员有无违法犯罪记录，本人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及担保情况，开具证明的公安机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而这个“进藏许可证明”针对的只是藏人，比如与我同行的七位汉人就无需办理。

三年后，住在拉萨之外的藏人欲往拉萨，依然像办出国手续一样艰难。不像中国人去拉萨，多么轻松又自在，不需要任何手续，除了一张身份证。历史上有“禁城”之称的拉萨，如今却成了藏人的禁城，多么悲哀。所以我为朋友高兴。因为他没有辜负对牧人父母的承诺，终于让虔诚的他们实现了朝拜拉萨觉沃（供奉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的愿望。而他总担心会被汉化的儿子，也能早早地在幼小的心田留下颇章布达拉的形象。有个安多青年在网上写道：“去拉萨是每个藏族孩子的梦想。大人们喜欢抓着孩子的两个耳朵，使劲将他们提起来问：‘看见拉萨没有？看见拉萨没有？’如果孩子不喊痛，大人就说：嗯，这个孩子长大了能到拉萨嘛。”这个游戏令人心酸。

朋友的摄影技术不凡，但他镜头里的拉萨让我伤感。犹如剪影轮廓的大昭寺几乎掩于阴影中，显得寂寥而沉默。头上缠绕绿松石、红珊瑚、黄蜜蜡的康女子戴着黑口罩，露出的眼睛没有一丝笑意。不过他拍的拉萨没有雾霾，即便是圆月高悬的帕廓街头，虽然看不见人影，却不是被雾霾吞没。

四

与雾霾一起扑面而来的，是一出如同荒诞喜剧的大戏。一位因扮演古装电视剧里的皇帝出名的中国男演员，突然“坐床”了。给他举办“坐床仪式”的，是一位之前不出名，却有着“唯一的国际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导师”这样吓人的头衔，而且各种吓人头衔多达二十几个的“法王”。此“法王”有藏名：白玛奥色；真名吴达镕，起初是卖箱包、卖佛具的福建籍商人。就像那个男演员，也有藏名：白玛曲培，真名张铁林，但他说他又叫白玛铁林。

“坐床”是汉语对藏传佛教转世僧侣继位登座仪式的通俗简译。不知这个汉译起于何时，但今天意义的“床”更多世俗风尘味，对异质文明缺乏了解的中国人更容易因此浮想联翩。而演员张铁林的各种八卦早已满天飞，他的“坐床”视频比那些八卦还热闹。

一群不是藏人的男男女女胡乱穿着藏装，一群不是藏人僧侣的男男女女胡乱穿着藏传袈裟；在香港会展中心布置成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场合的那种饭局上，反复回响着正宗藏僧用藏语吟唱的“喇嘛千诺”（上师护佑）；一幅幅诸佛菩萨绘于唐卡和壁画的图像用幻灯轮番放映，充当高高就座的白玛奥色等男女的背景。象征佛法僧三宝的佛像、经书、佛塔在饭局上传来递去。男演员冲着将他从“风云变幻的世界”拯救出来的“英明导师”极其夸张地磕头；而磕头本是源于各自传承的修行功课，藏传与汉传等都有些微不同，但白玛铁林的磕头显然是大杂烩。当他被赐予法衣法帽法器，一干人在訇响的藏语诵经声中装模作样地盯着法本蠕动嘴皮的样子，没有比如此荒诞的现实更能冲淡雾霾带来的压抑了。对了，“坐床仪式”伊始，穿得如皇袍裹身的吴达镕宣布这还是一个“国庆宴会”，说要“共庆祖国六十六周年华诞……我们的国家走过了六十六年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让我们今天得以享受祖国强盛、辉煌所带来的非凡的成就”，他难道是党中央派任藏传佛教界的总书记吗？或者说，他恰是“非凡的成就”之一？

犹如目睹群魔乱舞，除了恶心，还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我知道绝不是我一人感受被侮辱。看到这种“坐床”的藏人几乎都被触动了，继而被触怒了。这倒是个有趣的现象，貌似立场不一、阵营不一、体制内或体制外，以及藏传佛教界内外的藏人，这一次有了共识，这一次都团结了。有篇帖子频繁地转发着，开头两句话是很多藏人的同感：“我落泪了，因为我不忍看到藏传佛教蒙受如此羞辱！我愤怒了，因为我不能允许藏传佛教遭到如此亵渎！”当然，也有人不爽另有缘故，就像是骗子与骗子劈面相逢。

无声无息却渐渐浓郁的雾霾中，我平静了。其实早已有太多的先例不是吗？远的不说，这十几二十年来，大做手脚的“金瓶掣签”制造了党国需要的十一世班禅；由党国授予的“活佛证”显示了极权对宗教的干预；在藏地所有寺院开展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几乎将僧侣们逼疯，听上去煞有介事的“法制教育”不但强迫洗脑，还触及肉体，一些藏人甚至被打成残废；如果不愿开口辱骂自己的根本上师达赖喇嘛，轻者开除重者下狱；以至于迄今有一百四十多位藏人以身浴火。

与此同时，商业化带来一步步颠倒失据，只要给足够多的钱，世俗中打滚的汉地庸俗男女也可以无视寺院戒规，脚蹬佛座，给至尊的觉沃像行贿似的贴金；只要给足够多的钱，因神圣的莲花生大士加持而著名的宁玛大寺，位于康北高山云雾中的噶陀寺所属的几位仁波切：直美信雄、莫扎、旺波，争相绽开谄媚笑容，给吴达镕又是赐法名、又是赠法帽，等等。

五

此刻重读奈保尔《印度：受伤的文明》真是应景。如这句话：“……真的现实是残酷而迫近的。”当雾霾浓重到站在窗前连旁边的高楼都消失不见，数据告诉你，PM2.5与 PM10比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上限高出了几十倍。住同城的朋友议论：“这啥概念啊，掉屎缸子里也不至于这样吧！”“大自然对天朝人的报应。一大堆行尸走肉只想打顺风车，靠别人抗争，现在好了，土共为所欲为，我们被迫吸毒。”

把目光转向网络，继续关注张铁林“坐床”后续。微博上有了解内情的网友透露：“为这事跟XX网负责人理论过，我说你们捧什么人不好，非要捧这么一个一句藏文不会的‘所谓香港藏传佛教领袖’的人。某负责人回复说是统战的需要。无语。为了所谓的统战需要，香港XX办需要亲自出马包装一个‘假法王’？”香港XX办，其实是香港中联办。XX网呢？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凤凰网？

如同一种佐证，在名为“祖古白玛奥色仁波切”的网站上，很容易找到他与当局重要官员的合影。这里摘录其中文字：

“应国家宗教局热情邀请，祖古白玛奥色于2006年6月到京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参观活动。……受到中央统战部朱维群常务副部长、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的亲切接见。国家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代表叶小文局长宴请。”“祖古白玛奥色仁波切将‘同舟共济’龙舟赠送给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2012年2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文化学院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书记到访香港。……作为香港佛教文化产业创会永远荣誉主席的叶小文书记……对香港佛教文化产业主席祖古白玛奥色仁波切一直以来推动佛教国际文化交流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另一位人物亮相了。他的头衔是：“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第七世珠康活佛”。著名官媒环球网发文“如何辨别真假活佛”，让他宣布了“一条也不能缺”的四条标准：“第一，要有传承，比如班禅现有十一世；第二，要有寺庙，活佛在寺庙里修行；第三，有转世灵童制度，找灵童的时候要符合宗教仪轨；第四，要有政府批准。”珠康活佛还以类似美图秀秀修饰之后的形象，作为“环球人物”的封面威严登场。他就差还有一条标准没说：反分裂。

然而明摆着白玛奥色与中国掌控宗教的最高官员亲密无间，难道朱维群与叶小文早已代表中国政府批准他是活佛？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他们跟这个假活佛又是什么状况？总不能说，他们宴请白玛奥色法王，愿意同舟共济，是把他视为卖佛像的商人吴达镕？难道“为了统战的需要”，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成了假活佛的后台？“为了统战的需要”，假活佛于是两度应邀参加云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庆招待会”？

珠康活佛本是一员靠猛烈反对达赖喇嘛飞黄腾达的干将，他的每次公共亮相都是受命而来，既不能多说一句，也不能少说一句。而这回，他成了打“假活佛”的首席，就像是一出大戏的第二幕开演了。我有种感觉，“为了统战的需要”，很有可能白玛奥色与白玛铁林会被牺牲，因为他俩太急功近利了，不符合党的统战大业对地下工作者的要求，他俩太爱表演，吸引公众眼球，已提前暴露了。于是珠康活佛登场了！就像幕后有人下令：“环球网：幕布拉开，打灯光，奏乐！”

想起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太多“智慧”伎俩。比如三十六计，其中的借刀杀人、趁火打劫、隔岸观火、混水摸鱼、偷梁换柱等等，无不心机深远，招招狠毒。还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还有被誉为璀璨瑰宝的孙子兵法奉信兵不厌诈，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则推崇的是欺诈之术，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无底线。有评论称孙子兵法是“中国人的人性癌变之始”，并“潜沉为一种有毒的文化基因”，我附议。

六

一觉醒来见窗外突现蓝天白云，惊喜之余，会很快忘记昨日恼人的雾霾，而将眼前景象视为真实与恒常。帝都众生不停拍摄在各自位置上发现的久违美景，似乎怀有莫名感激。然而这不是一种假象吗？或者说，只是短暂的得以外出透气的片刻。因为，雾霾只不过是被一阵北风刮走，弥漫到另外的人居之处，而非化为乌有。住在西雅图的亲戚说，西雅图也有雾霾了，PM2.5达到114。虽然离爆表还远，但会不会是从北京飘过去的？而当北风不再吹，雾霾又来袭，这已成了不断轮回、真实不虚的日常。

媒体介入了。帝都大报《新京报》以剥洋葱的方式一篇篇剥开白玛奥色法王那炫丽的外套，曝露他早年卖箱包、卖公仔、卖佛具，如今开“佛教文化产业”的公司继续卖佛像兼卖水、卖表等；二十多个唬人头衔都是伪造；连藏地几位仁波切给的收据和信也被他篡改成了活佛认证书；等等。并且，CCTV也“起底”白玛奥色法王和他的生意了。中央统战部下属的“中国西藏网”也“起底”他到底是“真法王？假法王？”

但中国媒体都避开了另一个情况。之前曝露的“为了统战的需要”怎么不提？《新京报》提过一句，白玛奥色法王托人传话称自己“有深厚的官方背景，能量很大，希望能够发表一些正面消息”。

于是，掌控统战大权的官员发话了。11月30日，中国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官媒《环球时报》发文称活佛转世的最高决定权在中央政府，说“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事务的决定权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进一步加强，以确保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几天后，他对CCTV正义凛然地表示：假活佛从藏区跑到内地中东部地区行骗，一骗钱，二骗色，还拿着钱回藏区从事各种违法行为，甚至还用来支持分裂主义的活动，损害了藏传佛教形象，严重的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

朱主任又使出了“反分裂”这把屡试不爽的杀手锏。这把杀手锏厉害啊，既能转移话题，又能让藏人们心生恐惧，进而闭嘴，不敢穷追他及其他官员与假活佛吴达镕的关系。还有一个效果，可以让广大汉人网民对张铁林“坐床”的兴趣，变成对藏地仁波切的愤怒。

有没有骗财骗色的假活佛？有。但据我所知，他们不是官府的红人，就是沉溺于享乐，官府也懒得管的玩家。有没有骗了钱去搞分裂活动的活佛？没有。如果有，明察秋毫的朱主任何以不一一点名，昭示于天下？或者，他指的是丹增德勒仁波切这样的被当局定罪为“颠覆国家”的藏地高僧，被构陷策划连环爆炸，已惨死于中国监狱。

万里晴空下，那具有中国特色的“藏传佛教活佛证”飘然而至，要紧紧控制八百多年来，藏传佛教所有乘愿再来的转世祖古尤其是达赖喇嘛的灵魂，条件是必须听党的话。我想起最近读过的《被隐藏的中国：从新疆、西藏、云南到满洲的奇异旅程》（原名《The Emperor Far Away》）这本书，在艰难转过被喻为“雪山上的珍宝”的神山之后，作者David Eimer写道：“冈仁波齐峰不仅是对于信仰力量恒久不变的声明，也是对中共片面苛刻条件展现其至高无上的明证；而中共不过就是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个有着兴衰起落命运的王朝而已。”

七

雾霾又来袭。一个叫做“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首次发出红色预警：“7至9日为空气重污染，请您做好健康防护。”而鼓吹中国儒家文化的学者于丹早就规劝过：“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前两项我做得到，反正我总是会宅在屋里读书写作。后一项做不到，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无视真相的犬儒主义者。

一出大戏貌似将至尾声。卷土重来的雾霾中，传来莫扎仁波切沉痛的检讨：“我发愿一生弘扬佛法，却不曾想年近古稀时，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造成信众的困惑，对噶陀寺，宁玛派，甚至藏传佛教产生了负面影响，令我非常痛心。”我有些酸楚，这多像文革时期的检讨书啊，“我错了，我看走了眼，我被居心叵测的阶级敌人欺骗利用了……”也罢，老人家，知道你有一段黑暗经历。若有一天，就像东德极权崩溃，无数秘密档案解冻，我们是否会有机会看到其中有些报告，来自念珠不离手、慈悲不离口的告密者？

卷土重来的雾霾中，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也表态了。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由谁开头这么叫，她有了“公主”的身份，这既像是暗示班禅喇嘛当过西藏国王，又像是模仿市井流行的宫廷戏。不过此话不表，只说这件事：这位居住帝都的年轻女子，还真的以公主口吻下旨了，在微博上称“我想近日关于假法王这则闹剧已经尘埃落定，且今后也无须再对此进行更多无谓的争论。”然而，我很有兴趣想知道，这是“公主”本人的旨意，还是另有他人要求“公主”向外界传达的旨意？

张铁林“坐床”是闹剧吗？吴达镕“为了统战的需要”变成白玛奥色法王是闹剧吗？这些闹剧真的已经尘埃落定？于是可以就此收声，不再理会？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藏学家Elliot Sperling有关该事件用中文写于Facebook的评论有必要转载：

“这个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上的占领和殖民主义。地理上的图伯特被占领后，当局抹杀了博巴（藏人）的图伯特而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假‘中国西藏’。现在中国人可以随意去拉萨和图伯特，可以随意定居高原。而博巴呢？没有自治区的身份证，去拉萨有困难，住拉萨也麻烦……现在‘藏传佛教’正在受同样的殖民主义影响。中国人可以随意当祖古 (‘活佛’)；博巴呢？必须接受当局的确定，当局的认证，以及当局的‘爱国’训练！这样呢，图伯特佛教(‘藏传佛教’)就越来越没有了；将来所存在的，可能只会是一种杂种化的‘中国西藏佛教’。图伯特佛教在这一殖民化的过程中被加米（汉人）假‘活佛’占领了。中国当局于宗教领域正在复制地理上和民族上的图伯特的命运。”

但悲哀的是，“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或者换一种说法，当世间充满了太多贪婪的“夷达”（藏语的饿鬼），那不是众生被饿鬼吞噬，而是世间已沦为地狱。

我该结束这篇文章了。但请理解我的喋喋不休，正如安迪在纽约回望他身后的中国写道：“对于更好的明天——更清洁的空气、正义、可以挑选自己的政治领袖的机会——的追求，不会完全泯灭。”因为，“我更爱自由”。而除了爱自由，我还爱我们的信仰，珍视它，如同珍视自己的眼珠。

2015年12月3-8日写于北京家中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寺院党部化，僧侣党员化——西藏比如县践踏宗教信仰等基本人权

桑杰嘉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得西藏自治区那曲比如县政府发布的一份《第224号通知》内部文件，该文件显示中共在西藏强制推行严重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政策。该文件为西藏文，共分总则、细则和附则三部分24款74条，五十多页。发布到县直属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各寺院管理委员会、村委会、各驻寺院和驻村干部手中要求贯彻落实。文件要求对比如县境内的各寺院、僧人、信众进行严格监控，有力限制宗教活动，加大驱逐僧侣的力度，推进限制僧人数量，限制信众与寺院传统的密切关系。另外，还严格要求有关部门层层落实责任，推动各项规定贯彻落实，如果没有严格实施各项规定，将对负责人或者集体进行警告、处分、扣薪水、政治学习，甚至开除、拘捕、关押等处罚。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得西藏自治区那曲比如县政府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该文件显示中共在西藏强制推行严重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政策，对此，西藏人权组织深表担忧，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关注，因为，中共继续实施和推广这一政策将对西藏宗教信仰、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1月9日，在北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公开了一份西藏自治区那曲比如县政府2015年9月19日发布实施的有关比如县政府整顿寺院、僧侣、信众以及处罚等条例的文件即《第224号通知》。 《第224号通知》为西藏文共分总则、细则和附则三部分24款74条，五十多页。发布到县直属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各寺院管理委员会、村委会、各驻寺院和驻村干部手中要求贯彻落实。《第224号通知》要求对比如县境内的各寺院、僧人、信众进行严格监控，有力限制宗教活动，加大驱逐僧侣的力度，推进限制僧人数量，限制信众与寺院传统的密切关系。另外，还严格要求有关部门层层落实责任，推动各项规定贯彻落实，如果没有严格实施各项规定，将对负责人或者集体进行警告、处分、扣薪水、政治学习，甚至开除、拘捕、关押等处罚。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资深研究人员才让加对《第224号通知》内容进行研究后表示：“比如县政府制定各种条例和规定，严格限制寺院、僧人和广大信众的宗教活动，这一行为严重践踏了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其目的是将把寺院党组化、僧人党员化。”

 

 

 

《第224号通知》（作者提供）

 

西藏人权中心公布的《第224号通知》内容显示：政府强制要求每周四在寺院召集僧侣召开政治学习会，在寺院推行政治学习运动；要求上师和高僧大德向僧侣开展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要求录取热爱共产党和政府以及听从政府指挥的人入寺为僧等，而且，为了实施这些政策，对相关人士进行严格惩罚的方式强制推行。县直属机构统战部和党组部门、宗教局、财政局、乡（镇）政府、驻寺院工作组等层层实施。如政府有关部门和干部没有严格实施规定，政府将对他们进行警告或列入黑名单、扣工资、开除等处罚；寺院、庙和日昭（修行地）等没有实施规定将关闭宗教场所，强制要求全体僧侣进行学习，撤销有关高僧大德的头衔、驱逐出寺院等，并将扣除寺院管理委员会的干部6个月的工资，进行2个月的法制学习。削减寺院、尼姑庵原有僧侣名额、停止寺院宗教活动四年，冻结寺院经济来源，扣除僧侣集体生活补助的处罚；僧侣如果不听从政府的指示扣除生活补助、强制进行6个月的政治教育或驱逐出寺院，甚至拘捕、关押、判刑等处罚；各村子如没有严格实施政府规定将对村长、书记等干部进行警告、列入黑名单、扣除工资、开除、禁止2年挖冬虫夏草等处罚；（注：采挖冬春夏草是该地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某家庭没有执行规定对家长强制进行6个月的政治学习，禁止该家庭 2年至3年采挖冬虫夏草的处罚，扣除政府发放的所有补助，甚至拘捕、关押和判刑等处罚。

 

《第224号通知》的实施不仅仅关系到打压宗教自由的问题，而且，中共进行强制推行赤化政策，强制切割藏人与寺院、僧人、宗教、西藏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如， 在寺院推行政治学习运动；要求宗教领袖向僧侣开展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吸收爱党、爱政府以及听从政府指挥的人入寺为僧；并严格禁止寺院或僧人向信众弘法；禁止信众对寺院和高僧大德的供养；禁止寺院和高僧大德、僧人对灾区爱心捐助，禁止对贫困民众借贷资金等社会服务事务；禁止寺院、上师或高僧大德、僧侣们调解民众纠纷的优良传统等；禁止或关闭僧侣们为继承文化传统而创办的学校、学习班等。

 

《第224号通知》强调寺院等宗教组织的权力问题，设法掌控寺院所有的权力。如，登记寺院建筑、文物、佛像、经典等所有物品及财产，并剥夺寺院建筑、文物等的保存和复修等权力；控制寺院经济来源；剥夺高僧大德的转世灵通寻访、确认的权力等。

 

《第224号通知》严格限制僧侣自由行走，僧侣们外出需要向政府申请，需要得到批准，对僧侣实施软禁式的监控。《第224号文件》第七十一条规定，交通检查站要加大检查力度，如果发生从检查站出入没有出入证件的僧侣，对检查站的主要领导和值班公安干警进行行政处分。如果发生没有出入证件的僧侣经过检查站非法出境、自由离开自治区到其它地方学习、参加分裂破坏活动的情况，将对检查站主要领导和当天值班的公安干警进行开除的处罚。

 

《第224号通知》总则阐述，该文件的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宗教事务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宗教事务条例》办法（试行）》、《领导干部在维护稳定工作中失职渎职行为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等而制定。《第224号通知》附则中表明该文件发布之日既2015年9月19日实施。

 

《第224号通知》实施后，中共仅仅从比如县亚阿恰达甘丹卡角林尼姑庵驱除了100多名尼姑, 占尼姑庵的一半。禁止多顶寺60多名僧人学习佛教因明课程等等。对此事件自由亚洲电台10月30日报道： “ 上月27號（2015年9月27日），比如縣縣長桑傑紮西抵達該縣白嘎鄉苯教派‘甘丹卡曲林尼姑寺’進行為期三天的清理整頓工作，從該寺200多名尼姑中強行驅逐了100人，不准她們在外穿尼姑服，也不准到其他地區學佛，並警告說若有違反，將予以嚴懲。而當局對其餘被允許留在寺院的100多名尼姑又實施種種限制，只准其中49名尼姑‘合法’參加寺院的佛事活動，不准其餘51名尼姑接受正規的佛學教育，只能在寺院所屬的商店和旅店任服務員。當局還對住寺尼姑規定年滿五十歲以上者不准繼續留在寺院，必須要住進養老院。”

 

另外，根据西藏人权组织透露，比如县白嘎乡的多顶寺60多名僧人在该寺学习因明学多年，如今比如县的官员在该寺禁止了因明学课程——”

 

另外，《第224号通知》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驱逐寺院中的僧人和尼姑庵中的尼姑。对寺院僧侣数目进行最严厉的限制。中共驱除西藏僧侣的政治运动由来已久，作为打击西藏宗教文化的强硬政策来实施。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嘉（中共）班禅都看不下去，所以，在2015年3月4日向全国政协提交了题为《大力培养人才，以使藏传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案。提案中指出：“西藏不少寺院的僧人人数感到不够，距离满足藏传佛教传承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信仰需要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他并指出：“僧人数量无法满足藏传佛教日益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信仰需求，并会直接影响到藏传佛教的人才培养。简单地说，现在西藏不少寺院的僧人人数感到不够，距离满足藏传佛教传承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信仰需要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因此，中共比如县大量开展的限制僧院僧侣、从寺院驱逐僧侣等严重违背了当地现实情况，更违背当地广大信众的意愿，这将更加激化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激化当地紧张趋势。

 

人权研究人员对《第224号通知》担忧原因还有：自中共习近平政府开展所谓的“群众路线”以来西藏的比如县和索县被称为“示范区”进行开展各种打压西藏文化、宗教的文革式运动，因而，最近几年在比如一波接一波地发生群众抗议事件。 根据西藏人权中心的调查研究比如县现判刑关押104名藏人，另有4人失踪、4人在关押期间进行酷刑等暴虐致死（包括两个村长）。

 

对此，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从以上这些法律法规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习近平的“依法治藏”的政策的本来面目。“依法治藏”并非指给予西藏人民平等的法律权益，而是借法律之名制定发布五花八门的所谓的“规定”，严重践踏藏人宗教信仰自由为主的基本人权，摧毁西藏的文化、宗教的方式同化藏人等各种殖民政策。”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莫小姐指出：“我们对比如县和索县政府对民众实施残酷迫害等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深表担忧，并呼吁中国政府让国际媒体和国际人权组织前往该地区进行调查，同时也呼吁各国际人权组织关注这一严重情况，并向中国政府施压。”

 

中共对西藏宗教文化的打压政策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自习近平执政后这一政策加大了力度，以各种“法律法规”为借口进行严厉打压宗教文化的同时，配合习近平大力推行的“群众路线”运动，以及全面建立网格化、双联户管理等监控系统，在西藏践踏藏人基本人权的情况更加严重。比如县政府《第224号文件》非常清楚的表现出中共打压西藏宗教信仰和文化的政策更加深入化，更加具体化，而且，中共把比如县作为打压藏人宗教信仰以及文化的“示范区”进行推广，无视当地民众一次又一次不同方式的抗议。如果这一政策被中共采用，并在西藏各地推广实施将是西藏的一大灾难，也会不可避免的加大西藏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2015年11月26日

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志（下）

唯色

好不容易找到L。前次打到雅江，说L去了西藏，王笑说L拿不到签证，难道要从西藏把喇嘛们偷运到印度不成？结果这次说他在理塘，并告诉我他新的手机号码。这L也够神秘的。给L打电话。他很高兴，但一听说要请他为活佛这个案子帮忙，并且提供洛让邓珠的亲属，他就有点迟疑了。但他还是答应去找找看。

2002年12月22日

给L打电话。L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

2002年12月23日

给L打电话。L也害怕。转告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他在帮助做这件事。

给塔贝打电话，让塔贝找洛让邓珠的孃孃。找到。但被拒绝。

2002年12月24日

给塔贝打电话。塔贝说洛让邓珠的孃孃表示不肯签字。他劝说了两个小时，还是不答应。

2002年12月25日

给塔贝打电话。一找翻译，二找洛让邓珠的母亲或者姐妹。他答应找一个通藏汉语的翻译，但是对找洛让邓珠的亲属表示不可能。他说，你不知道，人跟人不一样。他们害怕得要死。这些人坏得很。我一点办法都没得。

给H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正在成都忙碌旅游项目的H很紧张。他说，这个案子深得很，你无法想象。又说这是甘孜州自从1959年“叛乱”之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他不肯说详情，说以后再告诉我，我说到那时候这事情已经成了凉拌。但他还是不说。

H说，你要找翻译，只有依靠他们的亲戚，没有一个公职人员会敢做这件事的。

H说，洛让邓珠的家里穷得很。

在网上看见一句话：“一个民族的集体失语是这个民族的悲哀。”确实如此。

我也捐款。1000元。但我化名了，我签名也化名了：茨仁曲珍。我出于怎样的顾虑呢？就像H说过的，我也是一个公职人员。

2002年12月26日

一大早，王跟两个律师事务所联系，要去付律师费。两个律师事务所都不说要付多少，但王还是坚持一定要付。他决定给每个律师事务所3500元。电话中，祖桦认为基本是这个数。

王下午回来。说两个律师事务所都对这个案子有兴趣。钱已交。但是钱肯定是不够的。是否可以征集捐款呢？这样就会有国外捐款的。但会不会被认为有问题呢？

后天上午去见张思之大律师，咨询这个问题。

郝冰捐款1000元。柳青捐款2460元。

王给王怡打电话。王怡同意到时候陪同张老张律师去康定。王还让王怡转告在民院当老师的肖雪慧，请她帮助找一个通藏汉语的老师或者学生。

2002年12月27日

早上十点，王去见纽约时报的那个会说汉话的记者。回来后告诉我，那个老外要去雅江。这倒是有意思，看来这个案子将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案子。

王收到一封信。他说，有人在说阿安扎西的案子没有错。我问他，是不是别人骂你了。他说是。

中午D打来电话，只有一句话，说两个人都上诉了。我反问他，是两个人吗？他说是，就放了电话。

王取钱。说明天要交给张大律师一万元，作为他们去成都和康定的费用。这不是办法，仅仅靠他或者几个人，钱哪里足够？必须另外想办法。

王给成都的唐琦打电话。唐琦是廖亦武的朋友，是一个老板，他表示可以给张大律师去康定找车，找不到就租车，租车的费用他出。

2002年12月28日

·又见张律师

还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第二次见张大律师。这次多了一个人，萧瀚的女友。

张律师说下个月5日就去成都，然后去康定。还说四川省高法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可以阅案卷。而且还说可以委派翻译。看来对方似乎很合作。如果真的是这么合作的话，即使真相是如他们所说，但只要给一个公开的、透明的结论，让所有人口服心服，那也就没说的，但是不是这样呢？

王交给张律师一万元。王说，如果需要多跑几回，而且如果再加上洛让邓珠的案子，这个钱是不够的，能不能在网上征集捐款？如果这么做，会不会被认为接受境外捐款是违法的？

张律师表示不必考虑律师的费用。他也不说通常请律师需要的费用是多少。他说不必管这些。不过境外捐款并不存在违法的问题。

我给张大律师献哈达。他挺高兴，好像有点激动，说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接受哈达。

这个季节去成都和康定，无疑很难受。康定更冷，又刮风，却没有暖气，而且还有2600米的海拔，加之要在那么差的道路上颠簸，75岁的张律师能否受得了？我又感动又担心。那么多藏人，有谁在为一个天大的冤枉这么做？西藏人应该感谢张思之张大律师。

王向张律师详细讲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经历，以供参考。张律师听得很认真。

萧瀚的女友发现大厅里有人很密切的关注着我们。难道有人监视我们？

后来当我们准备离开时，张律师说让我们先走，他要留下来观察有谁跟我们一起走。于是我们起身。这时，我们身后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也赶紧起身，另一个叫服务员结账。这两人都是男人，看上去就不像好人。

那个斜着眼、叼着烟的高个男人一直跟我们走出饭店。坐上祖桦的车一直到西单，发现还是有车跟着我们。

·电影《英雄》

中午1点，我和王在胜利电影院看《英雄》。

看完之后，对这部在网上挨骂很凶的电影，倒也没有跟着恶心。因为这电影首先还是一部形式化的电影，既然形式化，那么只要有美感即可。但这部电影传达的思想却不敢苟同。为了天下，为了稳定，就有理由镇压不稳定的因素吗？那么，不管丹增德勒仁波切有没有搞爆炸案，总之都是错误，是这个意思吗？

从这点来看，《英雄》太可怕。

·X电话

晚上，X电话。说雅江盛传洛让邓珠已被枪毙。说县里已派工作组去各乡，告诉乡民不要听信国外的报道。

太惨！太惨！

·关于张思之先生

王写关于张大律师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担任律师的消息。我扫描张律师写的“魏京生案辩护纪实断篇”。很晚才做完这一切。王连夜发往多家网站。

2002年12月29日

·网上消息

早上王上网。见“新世纪”已发关于张思之先生作阿案律师的消息，以及张律师的文章和照片。不知网上反应如何，不知国家机器反应如何。

2002年12月30日

·突变

早上八点过来电话。王很惊讶的声音。原来是另一个律师李会更打来的。他说四川法院突然通知说，阿安扎西在17日已委托甘孜州的两名律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这方的律师就此无权再去过问，更别提办理这个案件？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肯定有鬼。王立即去郝阿姨家打电话给张律师。

王回来后，告诉我这果然说明了这个案子有隐情，用张律师的话来说，百分之百有问题。而且张律师说，他们这么做很拙劣。

困难降临了。赶紧给理塘那边打电话。

·给塔贝打电话

找到塔贝，刚开口说他们通知我们，活佛已经自己找了律师，塔贝就叫道，这是吹牛。他们吹牛，活佛绝对不可能这么做。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其中有诈，但得赶紧想办法。我对塔贝说。

塔贝说，三天前，理塘公安局找过他，对他说，你们自己去找了北京的律师，这是不应该的，这样做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你们小心一点，后果自负。虽然塔贝说他们没有骂他，但这分明是威胁和恫吓。我问塔贝怕不怕，他说不怕不怕，人家汉族都在帮我们，我怕啥子？我告诉他张律师已经是75岁的老人，惊讶得塔贝大声叹道：阿嘎嘎，阿嘎嘎。

塔贝又说，阿佳，我们想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当翻译？我一惊。说我的藏话不好。塔贝说，不要紧，你的话我们懂，就你当翻译，可以不？我说以后再说这件事，现在要赶紧想办法。

告诉塔贝，中午我们发传真给他。

·我也害怕

我当翻译？我想了想，的确，如果我去，无疑会起很大作用，至少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我就会有信任感。我对王说，王表示同意。但如果真的去，就得离开王那么多天，还不如我俩都去，王听后没有异议。他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他就会有信心。

但我说，我还是有点害怕。这是真的，我确实有点害怕。王问我，你只要不想当官没有什么好怕的。这倒是。我并不想当官。

王说，看看，你们藏人给吓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当然他说的不是海外藏人。我说，那我就站出来吧。我还说，我将是一个多少被动的英雄。

是的，我不想当英雄，不想当烈士,我不愿意做刘胡兰。可是，他们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我也无法。

中午出去吃饭。坐在王的自行车后座上，王说，藏人其实依赖性很强。国外藏人也一样。除了几个少数的，像达赖喇嘛，洛地，桑东仁波切，其他的藏人都有依赖性。这一来是好事，没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便于带领，但也不是好事，没有自己的主见。王说我的依赖性其实也很强。

王要我写一本书。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这个案子的全部。

·给塔贝发传真

中午两点半给塔贝发传真，是王起草的以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的口气写给四川高法王法官的一封信，让他们在这封信的末尾填写自仁鲁鲁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然后传真给王法官。因担心塔贝他们不清楚，王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上该做的几件事，以及王法官的电话和传真号码。

塔贝收到，但看不懂汉文，所以又跑去找懂汉文的人，好半天才又给我打电话，说成都那边传真不过去，王让我转告转到这里来，结果幸好传到我们这里，我一看又好气又好笑，塔贝竟然是把那张纸给我传来了。我急得嚷嚷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只好重新发了一回传真，这回他明白了。

语言的障碍，想不到在我们同族人之间也存在。

·王和张律师通电话

张律师不抱乐观，甚至已经悲观。认为他们既然出此下下策，那说明他们已经不顾一切。这个案子越来越可以肯定，是一个冤案。

张律师说那天在酒店的咖啡厅，差不多有四五个人盯我们。我们走以后，还有人盯他。

·又和塔贝通电话

塔贝说阿珠仁波切希望学汉语，说他在印度学习了十五年。阿珠活佛是理塘县的一个乡村里的格鲁寺院的活佛。阿珠活佛为什么会想起学习汉语？

·收到廖亦武的信

·王继续写

就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必须得继续写每一个突变。王一直在写，他要赶在1点前把文章发出去。让舆论施加压力。

2002年12月31日

·王几乎没睡

王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多才躺下睡觉。可是六点多就有电话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要采访。我听着他在外屋讲突生的变故，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王几乎没怎么睡。

·菩萨画

晚上，刘毅和他的女友来。做抓饭。刘毅送给王一幅画，是他画的佛画——“多吉羌”金刚总持。在新年来临之际看到佛画真是好兆头。愿佛菩萨护佑我们。

烛光下，王说这个事件对海外藏人的打击。他们原来因为这次到中国访问而满怀希望，不想中共打击依然不减。

罗艺也来了。他和刘毅也是签名人之一。罗艺说有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他，说王是“辛德勒”。

·2002年最后一天

第一次和王一起辞旧迎新。在心底里为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祷。

我认为这个事件很大原因是当地的从县至州，或者有部门要置丹增德勒仁波切于死敌。而省里，如周永康正好需要政绩，故而将计就计，制造冤案。原以为十分圆满，却不曾想有王揭露他们，岂不恨之入骨？

·王力雄写关于办案经费给建议人的信

各位朋友：

「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的进展情况如所附报道。按照正常状况，此种大案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昂贵，除了付律师报酬，还要交律师事务所。据说仅此费用，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承接此案的张思之律师和李会更律师所属的律师事务所只收取象征性费用——每家3500元，共7000元。

二律师元旦后将前往成都和康定审阅案卷和会见当事人，差旅费预算为1万元。

前期已经支出的费用共960元，包括与阿安扎西亲属联络，寻找洛让邓珠亲属，开会和交通等方面的费用。

目前共收到建议人的捐款：

王力雄 3000元

张祖桦 1000元

萧瀚、陈威威 2000元

浦志强 1500元

另在建议人之外收到捐款 4460元。全部捐款为11960元。

目前尚存缺口6000元。

二位律师这次前往四川，可以大概摸到案情发展的脉络，如果四川省高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不需要再花多少费用。如果高法重新判决或要求重新侦察，律师的后续工作会很多，需要多次前往四川，还要为洛让邓珠聘请律师，费用可能增加很多，当然那也意味着我们的建议起到了作用。

我的想法是，目前尚不清楚可能的发展趋势，经费缺口又不是很大，不如先在联署建议书的朋友之间进行募捐，解决律师第一次去四川办案的费用。这样做比较简单，也可以避免过早地牵扯是非。

待二位律师这次赴川得到比较明确的判断，案件有希望进入重新审理之时，再在更大范围征求捐款。

有些朋友经济条件不好，本来我想有选择地发这封信，但考虑到让建议人随时了解情况进展也是应该。如果你有困难参加捐款，请千万不要为难，你的签字已经是最大的支持。

2003年1月1日

·凌晨电话

凌晨，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要采访王。睡眠不足的王要求上午10点再说。

·给塔贝打电话

要塔贝打电话找王法官。塔贝打过后告诉我，王法官不在，出差去了。让塔贝过两天天天打。

·王见《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记者说他要去理塘和雅江。

2003年1月2日

·塔贝电话

塔贝告诉我，已托人送口信找洛让邓珠的母亲，让她来理塘。听他的语气似乎很肯定。说就在这两天到。让我跟他母亲谈。

塔贝说他们从国外电台听说有很多汉人在帮助他们。

王让我问公安找他们的时间，原来是星期五的上午打过电话叫他们去公安局，塔贝和自仁弟弟，自仁鲁阿一起去的。这两人分别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和堂弟。自仁鲁鲁的年纪最大，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也是塔贝的岳父。王说果然，成都的王法官在跟张律师定下安排之后，又跟康定联系，结果康定惊慌，慌忙在两天之内安排了所谓阿安扎西要的律师。

王让我告诉他们，这是唯一办法。必须要让其母亲签名，否则就毫无办法了。王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是命该如此了。

和阿珠仁波切说话。他想学习汉语，也有这个事件的因素。

2003年1月3日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底片

下午去取妹妹托人从拉萨带来的计算机。里面有底片，是我在99年去雅江时候拍的。说起来真奇怪，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今天会跟活佛的命运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一切都似乎是注定。

那底片有一整张。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我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拍的个人照片的几张底片，被类似刀子似的利器给划破了。王说这是预兆。是吗？什么样的预兆？凶多吉少吗？

·塔贝说，有个叫王力雄的人来电话

晚上，塔贝打来电话，问我两个律师的名字。我一一告诉他。他又问我，王力雄是谁？我笑了。我以为他们是在国外的电台里听说的。我说，王力雄就是帮助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人。塔贝说，刚才王力雄给我们来电话。我一听觉得奇怪，忙问怎么回事，原来有人冒充王的名字，给他们打电话，找阿珠仁波切，因为塔贝懂汉语，就跟塔贝说，他想了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况，还说想跟他们在康定见一面。

塔贝很聪明。全说不知道不说，还说你的汉话我不懂，明天给我发传真吧。还要了对方的手机号码。那人肯定不会想到老藏民居然还懂传真。

王在他的记录中查不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码（？）。王让我不必给这人打电话，以免暴露塔贝。

我又打电话给塔贝，告诉他，以后凡是有人用王力雄的名义打电话，都是假的，除非是通过我转达的。我说，真正的王力雄就是为活佛找律师、写文章、到处奔走的人，他是一个作家。结果塔贝听成了商人，有意思。

塔贝说，明天上午那人会发传真给他，他就把这份传真发给我。

·王写给廖亦武的回信。

其中写道：

“你问我的问题：抗争者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么？其实不必问我，你早有答案。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举行五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结束阅兵的队伍经木犀地撤回军营，我正好在木犀地。开始市民是站在路两侧观看，继而有人鼓掌，接着鼓掌的人越来越多，随后变成了欢呼，人们拥下人行道，挤在机动车道两侧，奋力地挥手和摇动手中国旗。站在装甲车和军车上的军人，则频频向两侧群众敬礼和挥手致意。

“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天早晨，我也在木犀地，那时的木犀地如同刚打完大仗的战场，几十辆被烧毁的军车冒着余烟，军人已经不在，簇拥在一起的北京市民，个个面呈悲色，群情激昂，似乎只要手中有枪，就会向军队开战。

“这两个画面现在经常在我眼前重迭在一起。

“有一句话似乎也是昆德拉所说：‘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

2003年1月4日

给塔贝打电话，得知无人传真，也许对方已知塔贝与我们联系了。

2003年1月6日

晚上萧瀚和女友来。提出一个想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会怎样？

2003年1月8日

塔贝打来电话，告明后天审判，丹增德勒仁波切绝食两天（6日开始）。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被告知，李会更律师星期一打电话给成都高法，说王法官出差未归。昨天未打电话。今天打电话，对方说成都高法院长带人已去康定，后天审判。

很难过。

塔贝打来电话，说不通。如果听从我们安排，早早去找洛让邓珠母亲签字，或许不同。

王说，只有看审判结果，但对有无转机不抱太大希望。

2003年1月13日

晚上，妹妹打来电话，说小姑姑告诉她，康定的公安找过她，调查我和王去康定的事情，还把姑姑家和表妹家的电话号码要走了。还说毛建光（表妹夫）也被问过话。说毛建光的工作被停了。

妹妹很想说我几句，但被我挡回去。我说，你知道什么？！

我马上给小姑姑打电话。姑姑起先有点不高兴，但听我说这事情跟你和表妹都没有关系，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她也就多少放下心来，把经过告诉我了。

姑姑说，上午，州公安处的两个人，一汉一藏来家里找她，问我去康定的事情。先问她是不是有个侄女，从拉萨来。又问跟谁一起来。叫什么名字。姑姑说是我的男友。名字不知道，姓王。问从哪里来。说是关外，稻城，雅江，坐客车来的。问在表妹家住了多久，几个月吗？姑姑说，就住了几天。这之前住在哪里？姑姑说，东关上的接待办。还问我在康定都有些什么熟人？姑姑说，同学，朋友，多得很。姑姑提了几个名字。还问我们离开康定是谁送的，姑姑说，好像是她的同学。等等，然后要走了姑姑家、表妹家和我家的电话。

姑姑说，毛建光是在这之前被调查的。是县公安局的局长带了几个人，把他从新都桥叫来问的。问他家被谁住过？说是有人在他家上网。他们从上网使用的电话号码上查到的。

2003年8月（具体日子当时未记）

王力雄收到一封从印度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自我介绍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在印度学佛。他说塔贝被捕，被甘孜州当局判了5年刑。

其实这之前，我给塔贝家多次打过电话，那边先是不说，后来再不接电话。塔贝仅仅因为替做几句翻译就被判这么重的刑，令人愤怒！无言！

2002年12月至2003年8月，于北京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志（上）

唯色

2002年12月13日

•建议书

上午，王力雄将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打印了三份，要寄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每一份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力雄让我去寄信。我多少有些心安。这麽多天，我像一个袖手旁观的人眼看着王放下正在构思的写作，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蒙冤的两个藏人身上。写文章。写信。写建议书。徵集签名。打电话。找媒体。约见可以一起想方设法的朋友。等等。从12月5日起，他的这些努力导致了一桩原本可以成为石沉大海的秘密事件得以暴露，不但汉人、藏人、西方人，不但北京、达兰萨拉、华盛顿，不但网络，不但广播，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这两个藏人的生命成为衡量人性、人权、法律、法制的尺度而受到关注。

可以设想王要为此承担的风险，身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同族人的我，应该分担。

2002年12月15日

•    爆炸案

记得12月5日晚，在新浪网上看见一条消息：「製造成都天府广场爆炸的两名分裂分子被判死刑」。这一结果，对于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意料之中，但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转机的我不啻闷棒一击。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早在上个月，我们还在甘孜州旅行时，他已经写了一篇关于爆炸案的调查文章从康定寄往美国之音，期望这一案件「不应该黑箱操作，必须公诸于众」，以免构成冤案。

更早是在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从海外网站获悉在四川警方的侦破下，发生在4月3日成都天府广场的爆炸案已破，作案者已被抓获。令我惊讶的是，作案者竟是一个名叫洛让邓珠的藏人。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爆炸案以及近两年发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外六起长期未破的爆炸案，都被认为是由一人策划并指使，而这个人恰是我认识的一位在藏地康巴一带德高望重的活佛，也就是「两名分裂分子」之一的阿安扎西。

一位年过半百、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浮现眼前。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什麽是佛教？要人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宗教就是佛教。什麽是菩提心？有一颗热爱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作为六道轮回中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修一颗好心。」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在他被捕前半年）他说：「我的妈妈死了，我很伤心，我要为我的妈妈闭关一年，为她念经修法，祈祷她有一个好的来世。」

王也见过这位活佛。他在《活佛爆炸案》中写到：「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安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当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养’，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个出家人，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突然有了另一个名字——恐怖分子？王说：「听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然而审判已经宣佈，没有比死刑更重的惩罚已经降临，虽然丹增德勒仁波切因为死缓或许免于一死，而洛让邓珠若无上诉的机会就将人头落地，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看着冤案有可能造成，无辜的生命被如此草菅？

可是又有谁能够帮助身陷囹圄的他们？

2002年12月16日

•沉默

到处都是沉默。

藏区一片沉默。北京的藏人，我指的是那些在体制内的藏人，更是若无其事。六天前，跟单位（《西藏文学》）主编去藏学中心，晚上会餐，然后舞会。大多数都是藏人，见到几个位置很高的藏人：斯塔，格勒，等等。会餐时都是各种酒，白酒、红酒。欢声笑语，谄媚作态。我冷眼旁观，但因心中愤懑，终于喝醉。趁酒醉，我「大闹」了舞会，指责这些吃官饭的藏人，不为被陷害的活佛说话。舞会不欢而散，我算是出了一口气。

2002年12月17日

•和张老见面

上午八点多。王力雄、张祖桦、萧瀚、我，去北京某酒店见律师张思之先生。

张老据说是中国人权案的第一律师。但在见他之前，对他是否愿意接受阿安扎西案并无太大把握。王认为这个案子的难办程度几乎不可能，因为所要面对的是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而这个案子是周接手公安的第一个政绩。

因萧瀚记错见面地点，张老和我们各在一处等候，足足迟了近二十分钟才碰上，差一点失之交臂，这是不是预兆这件事情将有波折？

出乎意料的是，张老一说话，其口气已俨然是阿安扎西案的律师，丝毫不必顾虑他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每句话都是职业律师处理案件的程序，井井有条。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否有救了呢？至少有希望不至于被冤枉。

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阿珠仁波切联繫上了。阿珠仁波切是阿沛•晋美通过美国的洛桑介绍的。他说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堂弟。他对突然出现的来自远在北京的一些汉人的援助非常意外。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楚这不是假的。

让亲属签名要求律师办理案件的委託书，从张老的律师事务所传真过来，然后给阿珠仁波切发过去了。我的藏话很糟糕，他们的汉话更糟糕，造成一些延误。所幸发去的传真他们还是收到了。阿珠仁波切派去了一个叫塔贝的人。

阿珠希望在委託书上签名的是他的父亲，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父亲的弟弟，这当然可以，只要是亲属就能在委託书上签字。他的父亲叫自仁鲁鲁。

又一个出乎意外的是，居然在酒店碰见康巴商人旦巴达吉。看上去憨厚其实很精明的旦巴达吉表示对这个案子不知道。也不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但他还是答应替我跟阿珠仁波切通电话。他流利的康巴话倒是说得很清楚。

看来还是很顺利。这是不是预兆事情终究有个好的结果？在拍摄合影之前，听见王说一句话：「妙手着文章，铁肩担道义」。知道他是在讲在建议书上签名的事情。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如口口声声讲中国应该出现哈维尔和曼德拉的秦晖，总是谈论法国大革命的朱学勤等等，当真正在面临的时候却不发一言，不知道是表示沉默还是置之不理。

张老接话：「我们都不是铁肩，其实是豆腐肩」。（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谁不恐惧失去自由？谁在这样的权力之下不是豆腐肩？可是，就有这样的豆腐肩在承担铁肩所要承担的事情！所有的西藏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我很惭愧没有带来哈达。

身陷囹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是否会想到，有这麽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在为他们的生命奔走呼告？这是什麽样的关係呢？前世的因缘吗？张老说：「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缘分。」

•捐款

王给我一个笔记本，让记录在办理这件事情时的有关花费。在「收入」一栏，记下了他和张祖桦的名字。他们两人一人捐款1000元。

•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话

下午和晚上，跟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了几次电话。大多是那个叫塔贝的接的。塔贝的汉话还可以。当然是那种康巴口音的四川话。这种话我没问题。

张老建议给洛让邓珠的亲属也发去委託书。两个人的案子放在一块办理更为有利。是这样的，否则洛让邓珠若被杀，就成了杀人灭口，就有死无对证的可能性，丹增德勒仁波切更是难以解脱。

塔贝告诉了不少情况。

一是说洛让邓珠。他说洛让邓珠是雅江四区的人，有老婆和孩子。他家裡很穷，住在牛场上，住的很远。还说他不是活佛的亲戚，因为活佛是理塘人，在雅江没有亲属，塔贝他们都不认识他。但是，L和H都说洛让邓珠的确是活佛的亲戚，是活佛已故父亲那边的亲戚。

二是说一审判决的情况。在审判前，当地通知亲属去康定州法院参加旁听。要求去三个人，但只批准了两个人，一同去的还有理塘县的七名干部，塔贝说是工作组的。看来理塘县专门为此成立了工作组，或者专案组。

塔贝说，在现场旁听的两个亲属回来后讲，活佛和洛让邓珠是一起被带上法庭的。活佛的身体看来很差，大不如从前，用塔贝的话来说，「活佛的身体垮了，垮得很凶」。当法庭宣读了审判书之后，「活佛和洛让邓珠不服，当场都闹起来了。活佛说，这些都是假的，他没有乾过爆炸的事情，他是被人害的。他还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洛让邓珠很气愤，也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阿登彭措万岁’。」塔贝说，「有十多分钟的样子，坐在法庭里的十几个干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我看你，后来有一个女的，喊把他们两个带走，活佛和洛让邓珠就被四个警察带走了。」塔贝说，去旁听的两个亲属很伤心，但是也不敢说，更不敢闹。据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被关押在康定，州公安局监狱。

塔贝说活佛被抓时他们找过当局，希望按照法律实事求是地调查这件事。如果活佛真的策划了爆炸案，那他们也就没有说的，也就认了。但是如果活佛没有做过这种事，那就是冤枉，应该放人。他们要求请律师。最早当局答复他们说，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办案的。律师可以请。可是后来又说，这个案子是反革命案件，不能请律师。

我转告塔贝。一是要去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也要在委託书上签名，不会写字找人代写，然后按手印。二是要去康定，从州法院争取拿到判决书，拿到之后告诉他们已在北京请了律师。还要要求见活佛，如果见不到尽量多瞭解活佛以及洛让邓珠的情况。

还转告了不必担心律师的费用，但塔贝表示他们亲属可以付费。当转告他这边已经有人捐款，他很吃惊，一直说谢谢。他们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而他们只能对这些陌生的人说谢谢。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说一声谢谢。

明天上午他们将发两份传真：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文件。

•打电话

X说，听到判决后，雅江县的人似乎没有像刚听说活佛被抓时那麽惊讶，好像很澹漠，不太关心了。另外，听说宣判那天，康定街上有警报响，还听说洛让邓珠已经被立即执行枪决了。X的消息并不准确，而且他说的县里的反应不过是县里那些干部的反应。

•担心

王晚上出门。十二点还不归。开始担心。想到廖亦武失踪一夜，正是与在建议书上签名有关，正是跟王这次去成都有关。

可能是12月13日晚上失踪的。王怡说当时他们在喝茶，已被盯上。在场的还有冉云飞和杭州的两个人。分手之后廖亦武骑车回家，却没有到家，晚上宋玉打电话找廖亦武，但廖亦武第二天中午才回家。说是被关了一夜。

王怡还说第二天上午送杭州两朋友去机场，在机场被查得很严，昨天在茶馆遇见的盯梢他们的一个人也在场。看来四川已经在注意建议书引起的反应，开始调查。

十二点半王回来。带来萧瀚和女友的捐款2000元。

2002年12月18日

•传真

昨天说好9点半塔贝发传真过来，但等到10点还没有，担心他们已被注意，甚至更严重。打电话过去，还好，是塔贝接的。说理塘太冷，10点邮局才开门。

收到传真。一是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託书，二是昨天签名的委託人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託书

委託人：阿安扎西
委託事项：就其委託人涉嫌犯罪一案特委託，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叔叔自仁弄阿，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表弟自仁弟弟，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託人的堂弟阿呷鲁日（鲁）为委託人聘请一名律师，为其辩护。

委託人：（阿安扎西藏文名和手印）
二00二年六月六日】

又发去传真六份。是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的委託书。一式三份。但塔贝收到四份，不过不要紧。

和塔贝两次通话。又得知一些情况。

塔贝是阿珠仁波切的妹夫。做生意的。自仁鲁鲁是他们的父亲，63岁。他说六月份州公安局的一个局长告诉他们可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还交给他们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託书。他们于是准备请律师。本来想请成都的律师，但很多人都说请律师的费用很贵，有人说高达上百万。这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他们出不起这麽多的钱。但他们还是在想办法找律师，可是甘孜州法院告诉他们，阿安扎西是反革命，不能请律师，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找律师了。

授权委託书上的三个人，自仁弄阿已去印度，自仁弟弟不在理塘城裡，在乡下；阿呷鲁日（鲁）好像也出了一点事情，又说他不会愿意当委託人，可能出于害怕。自仁鲁鲁是前两人的兄弟，他愿意当委託人。

至于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很困难。一是不认识，二是他们去找的话也许不被同意。还说洛让邓珠不是活佛的亲戚，他很有可能是害活佛。我告诉塔贝，不管再难也要尽量找到洛让邓珠的家人，否则洛让邓珠被杀对活佛更加不利。塔贝称是。

另外，要去康定的话，塔贝说必须得经过理塘县公安局的批准，否则不让去，若是私自去就会被抓。塔贝说这是理塘县公安局警告他们的，所以上午他去公安局找人批准他们去康定，但没人上班，他表示下午还要去找。

他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家裡的人一天到晚就晓得哭，没有办法。我们不相信活佛会做这种事。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怎麽会乾这种事？他做的事情都是劝大家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打架，不要乾坏事。他没有说过政治上的什麽话。现在这样子对待他，我们不相信，很难过，我们要求实事求是。

•理塘县公安局的命令

下午塔贝又去公安局，但是局长和副局长都不在，据说去康定好几天了，不知道什麽时候回来，也许就在这两天。

塔贝说是局长警告他们的。局长说只要你们去康定就要到我这裡来报到，我们批准了才能去，不然就要把你们抓起来。局长是藏人。

我把王的话转告塔贝，既然如此，赶紧先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在委託书上签字，王很细心，连用黑色的签字笔签字，如果不会写字就按手印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塔贝说就是，我们明天就去。其实洛让邓珠跟活佛不是亲戚，我们一点儿不晓得他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在街上找到了一个知道洛让邓珠家裡的女人。

•张老张律师

看张思之老先生的书：《我的辩词与梦想》。

•告诉季丹

在王的再三催促下，终于找到季丹。告诉她代她签名的事情，感觉很不好意思，竟然在她不知道整个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代她签名，其实这样很不好。但季丹说她会签名的，没关係。还说，还以为是要她去拍片呢。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王说。

•是否上诉？

晚上王收到阿沛•晋美的信，信上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并没有上诉，此案已交四川省高法，转入复核程序。说此消息来自甘孜州法院的一个姓康的女法官。

这是不好的消息。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说这就不好办了，如果不提出上诉，律师就没有理由介入案件。

王让我赶紧打电话与甘孜州那边联繫。

C的手机是空号。Y的手机虽然通了，但听不太清楚，不过他说他听说提出上诉了。又给D打电话，D说他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去打听，然后再回话。还是要找到C，这次打通了。C像是正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不过还是告诉我了很重要的情况。他说，阿安扎西提出了上诉，但洛让邓珠没有提出上诉，洛让邓珠说判他死刑他「高兴得很」。还说案子已经上交省法院，要复核。至于是否执行判决还得有一段时间。

看来洛让邓珠是想求死了。真可怜。他或者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被栽赃，但对这样的结果——让仁波切受如此大的罪——他一定觉得无颜再活，生不如死。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一听就说有转机，只要有人提出上诉，整个案件就可以重新审察，继而案件所涉及的人也得重新审察，这样洛让邓珠的案子也可以随之一起审理。

Y打来电话，他在海螺沟，他说他问过了，确实已经提出了上诉。但他说得没有C详细。

又给塔贝打电话，要求他们明天就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塔贝说明天一早就去，尽早赶回来，最迟后天发来传真。

•散步

深夜的北京很冷。走在河边，河面上已是积雪覆盖着冰层。王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从三年前（对于我来说是四年）开始记叙，一直到现在，以及将来的结果。这将是一部悲壮的书，比写小说有价值。

2002年12月19日

•廖亦武再次被传讯

王收到王怡信，说廖亦武今凌晨被抄家，又被带去审讯，回家后被警告不准出去。

给廖亦武打电话，我称他是「气冲冲」，这是他在网上的名字吧？廖亦武告诉王，他的电脑也被抱走了。

廖亦武真够不幸，据说原因似乎是关于16大的签名。很难说不会轮到我们头上。

•到底有没有上诉？

王收到阿沛•晋美信，说没有人上诉。这是怎麽回事？得弄清楚。

给C打电话继续追问有无上诉这回事。C对我用手机很担心，认为不安全，不过还是告诉我，有人上诉了，他看见过上诉书。问是谁上诉，他没敢说阿安扎西，而是说扎西。还说另一个人没有上诉。C说二审的时间至少是一个半月，复核的时间也比较长，长达一年的也有。

但王说，张律师讲过二审甚至半个月的也有，只要杀人更有利，这时间不会长的。

王接到电话，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告诉他确实有人上诉。

•碰见马容

上网，碰见马容。马容问这个案子，还说本来法师也想要签名的，但马容有顾虑，所以劝法师不要签名。我让马容感谢法师。

不过王的说法也很有道理。王说佛教僧侣其实应该签名支持的。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都应该站出来呼吁。一个出家人如果都看不开，瞻前顾后，那还是什麽出家人？王说已经有人在问，为什麽没有一个僧侣敢于签名？

•D电话

D打我的手机。告诉我，没有人上诉，说这个消息基本上确实。他在成都。

•塔贝没有回来

给理塘打电话。一个满口牛场话的女人告诉我，阿珠和塔贝都不在家，街上去了，今晚不回来，让我明天再打电话。看来他们是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了。这很好。

2002年12月20日

•法国广播电台

下午五点半的法国广播电台说，欧洲议会要求中国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认为证据不足。

•塔贝来电话

•恐惧

六点半，郝阿姨电话，说王有同学找。但王去跑步了，我告诉她。

十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听声音很温和，说找王有事情，问住在哪裡，我告诉他地址，还告诉他住在308。

七点刚过，王回来，刚说几句，那个电话来了。王接电话，说完话后告诉我是安全局的，说那人说他是安全局的小张，要跟王聊一聊。我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但不知道应该怎麽办。

王就告诉我，三个小时不回来就做些什麽事情。然后王就下楼了。我傻傻的，不知道应该怎麽办。我说我害怕，王说，刘晓波经常被叫去聊天，刘霞都习惯了。王说以后会经常遇到的。我不知道怎麽办，傻乎乎的，看着王离我越来越远。

关上门，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坐在电脑前想继续写文革，希望这个动作抵消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刚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王不过出门去见朋友，或者去散步了。

这时候，郝阿姨打来电话，她就在楼下，她问王走了多久。我赶紧下楼，在雪地裡的一辆警车旁边见到了郝阿姨。郝阿姨说这警车不会是来找王的吧。看来不像是。可是王现在去了哪裡？他们把他带到哪裡去了？

郝阿姨说没想到我们是在这种场合见面的。郝阿姨待我很好。我送她回家。郝阿姨要我见一见陈伯伯。陈伯伯也很好。我们说了会儿话，我就回来了。我跑着回到了屋子，屋子里没有王，我想哭可哭不出来。

九点多，我正想给王打手机，或者给祖桦打电话，王回来了。我跑过去抱住他，从未有过的心情只能用这样一个词形容：失而复得。

王轻描澹写地说了几句。说他和三个安全是在一个茶馆谈话的。他说他把他们教育了一番。他们只是不住地说，是，是。看来他们不敢动王，至少目前不敢。王叫的茶是菊花茶，因为这个茶最便宜。我责备他应该叫最贵的茶。王说那还不是纳税人的钱。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西藏的俄巴眾

桑傑嘉

談起西藏佛教人士，人們眼前很自然的浮現出西藏絳紅色的僧眾。從西藏本土到喜馬拉雅南麓、印度平原、亞洲各國以及歐美和大洋洲，都能找到絳紅色的他們慈悲弘法的足跡，遍灑佛法甘露。無論在哪裡，他們是西藏佛教的一個標誌、西藏文化的符號。最近幾年，在歐美也有不少佛教中心的俄巴眾逐漸壯大，在很多社會媒體上曝光率較高。但是，由於很多人對西藏佛教俄巴眾比較陌生，所以，出現一些誤解和不符合事實的解說。這說明對西藏文化整體認識不夠，以及向外界介紹西藏文化方面的小失誤，因此，也產生了對西藏佛教文化的認識的缺陷。通過本文，筆者嘗試向讀者介紹西藏佛教傳承中不同與僧眾的俄巴眾。

在西藏文化中對佛教傳承的主要群體分為：絳紅色之出家僧眾和白衣垂柳髮辮之俄巴眾。絳紅色出家眾，很多人比較瞭解，從西藏三大寺為母寺格魯傳承散佈世界的寺院中的僧人，還有寧瑪、噶舉、薩迦、覺囊以及本教的出家眾。很多人對「白衣垂柳髮辮之俄巴眾」比較陌生，特別在中文世界更是如此。所以，本文將對西藏俄巴眾進行簡要介紹，希望讀者能正面瞭解西藏這一主要的傳承佛教的群體——俄巴眾。

俄巴（སྔགས་པ།），有廣義和狹義的概念。俄（སྔགས།），是密宗、密乘，金剛密乘之意思，是指修煉密教的人。所以，廣義的俄巴是指修習佛教密乘法門的人。因此，只要接受過灌頂、修行西藏佛教密乘者都是俄巴。 狹義的俄巴，是指不受出家戒，但受居士戒、菩提戒、密乘戒等主要戒律者。修習西藏佛教的群體，則稱俄堆既（སྔགས་སྡེ།）俄巴眾（སྔགས་མང་།）。他們確實是西藏社會中比較特殊一個群體。

本文要介紹的是狹義的俄巴以及俄巴眾，以安多熱貢及其附近的俄巴眾為例，特別要介紹他們在西藏社會中的功能、佛教和西藏傳統文化傳承中的作用等。 「絳紅色之出家僧眾和白衣垂柳髮辮之俄巴眾為佛教傳承的兩大命脈」，這句話可以清楚肯定了俄巴或者俄巴眾在西藏社會和佛教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介紹的俄巴以及俄巴眾以俄康（སྔགས་ཁང་།）為主，不包括俄巴札倉（སྔགས་པ་གྲྭ་ཚང་།）。

中文裡的俄巴

西藏文的「俄巴」在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譯，其中比較常見的中譯是：「俄巴，咒師、持咒者，以念誦咒語為人禳災祈福的宗教職業者（藏漢大詞典第708頁）。」這樣的解釋，主要盛行於中國大陸的書籍中。而在中國大陸之外，還有另一種常見的中譯是把「俄巴」翻譯為「瑜伽師」，應該是來自英語的YOGi。

在一些歷史文獻和地方官方檔中，也有把「俄康」翻譯為：「俄，密乘；康，房子。為藏語音譯。」而部分西藏本地居住的漢人，對俄巴、俄康的漢語翻譯就非常奇怪，如俄康，為本本寺，俄巴為本本子。

早期的中文文獻，對俄巴和俄巴眾的紀錄都很混亂，比如有的資料介紹俄康時說有多少僧人，多少萬德（藏語小僧人）等。事實上所介紹的俄康根本沒有僧人，是俄巴眾。而且，中文對俄巴的翻譯沒有統一和比較普遍使用的名詞 。

把俄巴翻譯為咒師或者持咒師，並解釋為；以念誦咒語為人禳災祈福的宗教職業者。非常清楚顯示出這只是對俄巴的表面活動和頌持密咒等為依據的，不能體現俄巴本質。

瑜伽師，在藏語中為「南教巴」。所以，把俄巴或者俄巴眾翻譯為瑜伽師也不一定全對。因為，俄巴中有很多瑜伽師，但所有的俄巴不一定是瑜伽師。不管從廣義和狹義的俄巴分析，修行密法的瑜伽師比一般的俄巴更具有修行等方面的成就，是俄巴眾的佼佼者或者少數精英。而且，從英語的瑜伽師YOGi理解，也不能翻譯俄巴為瑜伽師，因為，俄巴修煉YOGA只是健身通脈等，並非修行主體或者全部。而且，一般的俄巴不一定修煉瑜伽YOGA。所以，把俄巴翻譯為YOGi更為不適，因為，更容易與當下很流行的健身YOGA者混淆。

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在較早移居西藏的漢人對俄巴的稱呼如今官方檔中繼續使用，但對這一稱呼基本上找不到解釋，也沒有資料可考證。

西藏安多（現在稱為青海）是歷史上漢人移民較早的地區之一，其中，貴德（歸德）縣是一個漢人移民最多的地方。而貴德有很多俄康，基本上每一個村莊就會有一座俄康，每個家庭就會有一個俄巴。所以，這裡的漢人是最早近距離接觸俄巴的漢人，他們對俄巴和俄康的稱呼是值得研究，有其歷史價值。

如今能找到的俄巴（狹義的）中文記載中使用較多，且官方繼續使用的就是早期移民到本地之漢人使用的名稱 「本本子」 俄巴和 「本本寺」 俄康。由於早起移民到西藏的漢人被藏化，所以，他們的漢語具有不同於中國本土漢語的特點，如今稱為青海話（當然今天的青海話已經被中共推廣的普通話稀釋的面目全非）很多名詞直接從藏語中音譯，而且，語法也受到藏語語法影響，多為倒裝句。

為了方便列舉幾個如下，安多藏語稱僧人為「阿克」，漢語「阿卡」（一般的僧人）加上中文的「爺」表現對高僧大德尊敬——阿卡爺。如藏語中的「錢」的發音為「果毛」，在青海話中音譯為「果魯毛」。又如，藏語中「無辜、無緣無故」，為「讓阿」青海漢語音譯為「讓讓」等等很多。其次，青海話的特點是，藏漢名詞重疊，如，「讓塔磨」讓塔為藏語，磨是漢語指磨麵粉的磨坊。「古魯熱瑪」古魯為藏語，熱瑪為漢語，指山羊。「加巴河灘」加巴為藏語，河灘為漢語。（根據西藏語言學家阿措的研究，在青海某些地方還有三種語言重疊說的。）

另外，青海話中還有音譯後重複的現象，如，藏語的小水池或小「坑」是「東」，青海話音譯為「當當」等等。

因此，從本地漢人語言發展的特性推斷本本子和本本寺的來源是切入點。在安多方言，特別是俄巴集中的地區稱俄巴為「宏 」或者阿克宏（阿克敬語），宏與宏布（頭人、地方領袖）同音，宏也有大師之意。宏在衛藏和康區口語中為本，如本布、本魯（師徒）甲本、如本等。所以，本是藏語宏的音譯，而且，在農牧區事實上俄巴確實也是上師 。那麼，第二個本又是什麼？青海漢語有音譯重複的習慣，因此，第二個本是重複音，如當當。「子」，在青海方言中用為「的」之處較多，但這裡可以理解為人的敬稱更為適合，所以，願意是宏或者本，他們的寺院也就是本本寺。從而也可以看出「本本子」的歷史很悠久，因為，漢語的音譯來自西藏統一時期，或者帶有衛藏方言的發音特點。

也有些人認為本本子是來自「本教」轉音而來，但是，如安多很多地方本教和佛教俄巴眾共存的地方本教寺院的中文記載一直是本教寺，沒有記錄為本本子或者本本寺。因此，漢譯的本本子和本本寺是較早對俄巴的漢語稱謂。

西藏如今俄巴分佈情況

對於，西藏俄巴眾如今沒有一個比較詳細情況統計資料。大概情況是，西藏三區都有俄巴、瑜伽師。但，衛藏地區和康區俄巴眾寺院較罕見，更多的是瑜伽師在聖地或者修行地進行修行。也不少俄巴在各自家中修習，但沒有集體活動場所，沒有形成俄巴眾。在西藏安多熱貢（傳統的熱貢）地區（今青海海南、黃南州、海東地區等地）和果洛地區俄巴最多的地區， 也是本文將介紹的重點。

西藏佛教中俄巴的傳承

在西藏佛教各大傳承中俄巴眾主要在寧瑪、噶舉、薩迦、覺囊等較多。從俄巴眾傳承來看寧瑪傳承中俄巴眾較多，不僅僅在西藏，在不丹等的俄巴眾主要是寧瑪傳承。但薩迦、噶舉也有一定數量的俄巴。如當今的薩迦法王被稱為俄巴之王（達賴喇嘛尊者言）。廣義和狹義的俄巴有男有女，但俄巴眾或者俄康的俄巴基本為男性。在安多熱貢為中心的各地之俄巴主要歸屬寧瑪傳承，但在寧瑪傳承的來源各有不同。

俄巴眾組織

俄巴眾以俄康為活動中心，俄康因俄巴的多少而大小不等。俄康有大經堂、護法殿組成。也有少量的舍房為供燈和看護俄康的瑜伽師或者修行者居住。俄巴眾平時居家務農，在一年中定期到俄康參加宗教活動，這些宗教活動是固定的活動。一年中將舉行6次、4次不等。一般每年會有一次到兩次的金剛法舞表演，這是較大的盛況。在特殊情況下，如發生災難或者有大喇嘛圓寂等的情況下舉行臨時的祈願法會或者特殊的宗教活動，也會不定期邀請高僧大德到俄康弘法。

俄巴眾所在的地方，有一個傳統的規章，每戶人家的在家男人都是俄巴，從小在德高望重的俄巴足下接受宗教教育，從認字開始接受相關教育，誦經、做多瑪、做法事、跳金剛法舞等最基本的宗教儀軌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灌頂或者秘傳特殊的法門給具有智慧的弟子。一般的俄巴要學習本寺要舉行法事活動時的所有宗教儀軌、經典。另外，每個俄巴要閉關修法，有三年三個月三天的閉關，還有更長的閉關修煉密法。擅長對「斷」具有非常高的修煉成就，常常會看到深夜俄巴們到墓地修煉斷法門。對「破瓦」、大圓滿法等具有特殊的修煉和傳承秘訣。除了在德高望重的俄巴足下學習俄康最基本的宗教儀軌外，年輕的俄巴們會去更大的寧瑪寺院學習，如前往竹青、孟林、多傑紮、白玉等各大寺院學習各種經典。

他們還學習曆算、藏醫、卜卦、驅暴、以及對咒語（解決世俗生活中各種問題的特殊咒語和秘訣）等。由於俄巴善於很多秘訣的修煉，對「咒語」有特殊的修煉和傳承。這裡的咒語不一定是佛教中的咒語，藏語稱蘭俄（無法精準音譯，中文很難發這個音）蘭，壞的或者不好的，俄，咒語。

俄巴終生留法，長長的髮辮盤在頭上，年輕的俄巴們一般會用紅色布將長髮裹起後盤在頭上，年長者一般會用黑色布裹頭髮。在舉行法會時將裹發的布去下，長髮可以垂在懷中，或者把布取掉，盤在頭上。但頭髮不會做成辮子，而是讓頭髮自然變成像西方流行的RASTA一樣，不需要梳理。如有人頭髮稀少也可以加合犛牛毛，使髮辮加長加粗，這與一般藏人的髮辮不一樣，所以叫俄熱－俄巴的髮辮。俄巴的頭髮不會佩戴裝飾品。但有特殊修行的人會在頭髮中佩戴金剛杵或者裝有經典的銀制書盒子（比一般經典小很多），俗稱：羅本各脫覺建——「頂戴經書者」，但這樣的大多為瑜伽師，如今很少。俄巴在法會活動時穿慢亞裙和袈裟，慢亞裙有白色和絳紅色者。袈裟有紅邊央白和絳紅色，平日在家一般穿藏服。蓄有鬍鬚。

俄康的組織情況跟其他僧眾寺院的組織基本一樣，有喇嘛、糾察師、領頌師等。喇嘛（不是上師或者僧人，是宗教活動期間最高領導者的角色）是由德高望重的俄巴輪流擔任，另外比較特殊的是，在座次中任選的喇嘛和該村傳統頭人宏布或者本布與喇嘛有同等的法座。其他按年齡大小依次就座。按舊時傳統，在不同的法會期間年輕的俄巴必須在大眾前要通過經典公開考試，如今這個傳統已經不存在。

俄巴眾在社會中的作用

俄巴眾平時居家務農牧業，所以，在社會中承擔很多角色。首先，父親、家長，在農牧業中的主要生產力，養家糊口。在宗教和文化層面擔任老師、上師和師傅的重任。培養新一代俄巴，為信眾舉行祈福、大薈供、消災、驅邪等宗教活動。每月十日為蓮花生大師的特殊日子，所以，在部落裡每戶輪流舉行「十日法會」。還有在為信眾小孩取名、看吉日、看風水、為結婚典禮祈福、供養家神、葬禮等活動中的指導者和主持者。

俄巴還必須擔任該村的驅暴師，這是一個非常重要工作，驅暴師一般會是世襲的。秋天農作物快要收割時出現冰雹或者暴雨是對農民的災難，所以，他們會驅逐冰雹或者暴雨。驅暴師從小要修習很多不共的特殊法門，一般不會公開。而且，驅暴師每年要舉行很多祈福和行善活動。中共入侵前，村子的每戶人家會向驅暴師送一定數量的農作物，作為他舉行祈福活動的開支，後來，中共認為這是剝削，所以被禁止。

由於驅暴師利用特殊法門，驅逐冰雹或者暴雨，所以，很多需要雨水的生命將會死亡，造了極大的惡業，因此，驅暴師必須到其他寺院需要為這些生靈祈福、舉行很多法會消除來所造的惡業。俄巴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動外，還有很多很繁雜工作，如，從解決夫妻不合、驅鬼、招魂、防止野狼入侵、馴服烈馬、馴服猛獒、開解泉水、當然也會有詛咒等等，可以說涉及農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俄巴眾和俄康的固定信眾為本村民眾，但俄康也會接受其他地方的信眾供養和到外地為信眾舉行法事。在傳統上這些地方不是俄康的信眾。如，俄巴們應要前往遙遠的牧區為牧民舉行各種法事活動，被集體邀請或者單獨邀請等等。因此，這些牧區也和俄康有了一些特殊關係。如，貴德的很多俄康與遙遠的環青海湖牧民以及格爾木等地以及蒙古、裕固族的信眾等有密切供施關係。

如今在西藏之外，常常由佛教徒提出一個比較很難回答的問題，起碼對在家藏人是如此。你是那個傳承？是寧瑪、薩迦、噶舉、格魯等等？在俄巴眾聚集的地方每戶人家的家長是俄巴（寧瑪），但不能認為這個家庭就是寧瑪傳承。因為，如果這個家庭有人出家為僧會去這個村莊的格魯寺院為僧人，所以，父親修習寧瑪、兒子修習格魯。而且，每年村子裡也會舉行寧瑪的傳統法會，也舉行格魯的各種法會。而在家中舉行宗教活動時一般會在同一天舉行法事活動，只是在不同房間中由俄巴和僧人（格魯）舉行各自傳承的法事。還有一些傳統上只有格魯寺院德信眾也會定期邀請俄巴或者俄巴眾去家中做法事。所以，當提到以上你是哪個傳承的問題時，在家藏人很難回答。因為，西藏佛教各種不同傳承在西藏本土的信眾身上很難一刀切。他們敬仰和聆聽所有高僧大德和成就者的教誨。對於今天西藏之外佛光普照的國家和地區的佛教信徒，很容易回答這樣的問題，因為，你知道學習或者跟隨那一個傳承的上師，就可以確認為這個傳承的信徒，而且，很少接觸其他傳承的上師，而西藏很難這樣區分。

俄巴眾的宗教活動

下面以西藏安多赤噶貴德縣格哇俄康（東山本本子寺）和麻巴俄康（麻巴本本子寺）的全年宗教活動為例說明，其他俄康的宗教活動大同小異。

格哇俄康，每年集中活動6次，農曆正月初三至初八。正月初十至二十一日。四月初一至初七，最後一天表演金剛法舞。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七月初六至初十。十二月初二日至七初日。麻巴俄康，全年集中活動4次，正月初四至初八。五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八月初四至初八日。九月十二至十九日。正月和九月表演金剛法舞。

在以上的集中活動期間俄巴們將舉行閉齋、極樂淨土祈願大法會、大會供等。除了俄巴中集體在俄康的宗教活動外，以各村落為單位在各自的瑪呢康（各小村落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一般建有大經輪（轉經筒）以此得名，日常村裡老人們集聚這裡可以轉經輪等。）舉行每年固定得宗教活動，如，三天的大悲咒祈頌、七天的大祈供法會、每月初十法會等等都由各村落的俄巴們組織安排。

很難統計如今西藏的俄巴眾的數量，但還是有一些可以參考的資料。如1990年由浦文成主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青藏傳佛教寺院》一書收錄有近三十座俄康。由霍藏久美編寫，達蘭薩拉西藏圖書館2009年出版的《多麥史－寺院篇》中錄有41座俄康。以上兩本書均未記錄現有多少俄巴在這些俄康。當然，這個數字只是所有俄康為名的俄巴眾寺院。另外，還有很多俄巴札倉沒有算進去，因為，俄巴札倉的俄巴們是離家居住寺院，且平時不為農牧業者 。但是，新千禧年初，在西藏安多尖札縣阿瓊南宗舉行了一次俄巴眾特別法會，據稱有十萬多尖紮縣附近的俄巴參加了那次法會。因此，可見俄巴眾的數量，為數不少。

－－原載《西藏的天空》第19期